在中国文化史上，“雅”和“俗”从来不是凝定的概念和范畴。它们不仅对立，而且经常变动；这种变动不仅表现为自身的内部变动，更常常表现为“互动”，即对立双方在文化内涵、美学范畴和历史地位等方面的“交换嬗变”。因此，雅文化和俗文化既处于共时状态——这是绝对的，又经常呈现为“继时”状态即历史地位的嬗替状态——这种相对的，继时存在状态往往孕育着历史前进乃至文化新质诞生的契机，因而更值得理论家的关注。《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》（徐德明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）一书，在观照、考察、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“雅俗关系”时充分把握了对象的上述辩证存在和辩证运动，并主要以“雅”“俗”的继时存在状态建构全书的结构，从而展示了一幅关于现代小说生存、嬗变状况的全新图景，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。
作者采用系统论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。作为历史文化现象，中国现代小说系统的结构是以时代的要求即由“古典”向“现代”的必然发展趋势为其“动力机制”的，因此作者将“现代小说”的发生起点推展到梁启超的时代，以此为出发点，在上篇《从“新小说”到“旧派小说”》中考察并描述了“新小说”为何、怎样发生“‘旧派小说’化”的嬗变，衍生出现代小说领域最初的“雅”“俗”范畴及其对立；在下篇《新旧小说的流变与整合》中又揭示了对立双方如何发生各种“增添”“衍生”等量变运动、两大子系统之间又如何从对峙发展到交相渗透、互补，以至整合为“现代大众小说”的过程。由此提出新旧小说的对峙，“在（现代）小说系统内部创造了一个亟待填补的空间，就是这个空间为现代大众小说系统的衍生、变化、发展提供了可能。”这是运用辩证观点方法考察、研究现代小说“雅俗关系”的极为深刻的见解。这一见解未尝不可视为全书的系统分析以及作者对现代小说“系统质”的探求之逻辑起点。
这种分析和探求又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创价活动。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所遵循的“一点论”的思想方法，必然导致价值评价上的狭隘性———除了“五四”新文学以外，否定其他一切文学的价值。《流变与整合》既然把中国现代小说视为包括“雅”“俗”两大子系统的一个巨系统，就必须重建与之相关的价值标准。这种价值标准实际上也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、动态的价值系统，它的建构以及评价活动，与前述的系统分析互相支持，构成全书的精彩内涵。例如第五章关于新旧对峙之特点和旧派小说的对应策略的分析、对于各种“衍生现象”的分析，第七章从叙事诗学高度对雅俗整合的小说特质的分析，以及书中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再评价等等，都是这种创价活动的新颖、丰富、杰出的成果。
“雅”“俗”小说经“流变”而整合为“现代大众小说”，决不意味着不再存在“雅”“俗”的区别和对立，更不意味着“现代大众小说”的“一统天下”或现代小说发展进程的终结。诚如作者所说，现代小说史的正面经验证明，“冲突——交融是文化生命的标志”，健康的文化生命应该是多元、多层次文化品类和内涵的对立统一，“只要中国小说与世界交流的格局不变，不同系统间的冲突、融合、衍生总会继续下去”。这是《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》一书理论思考的归结，也是此书最具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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